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

近日教育部開始審議十二年國教的新課綱，國文科的文言文所佔比例尤其備受關注。不過就我看來，目前檯面上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是件頗可笑的事情，幾乎每隔幾年就會重新爭論一番，有趣的是每次爭論都無法聚焦於問題點。

基本上學生不會因為多讀幾句「之乎者也」就變成大文豪，也不會因為多讀幾句「的了嗎啊」就具備創新突破的思維。所以坦白說，調整文白兩邊的選讀比例未必有多少效益，文白之爭牽涉到的其實是另兩個面向：一為「考試取才」，二為「教育本質」。

在考試取才部分，白話文在遵循「客觀標準」的考試制度上有一重大詬病，因為用字太隨興了，出現許多人可以憑自己喜好幫作者解讀的詭異情況。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藍色窗簾」，作者雖多次強調將窗簾設定成藍色只是隨意寫個顏色，但出題者卻認為藍色隱喻著作者的憂鬱情懷，類似如此過度解讀文字傳達的概念或情節，自行認定作者是想藉此反映某些思想，不論作者是否有此本意。

侯文詠亦曾遇到節錄某段文章後，詢問該段文章作者本意的題目，他遲遲無法選出答案，諷刺的是他正是該段文章的作者。還有一種要將新詩正確重新排列組合的題目，那簡直莫名其妙至極，新詩的特色就是標榜創造自由、格式不拘，甚至連邏輯都可以不太合理。既然如此，根本就不該拿來當考試題目，因為無從定義答題者到底算「對」還「錯」。

或者可以這麼講，與其說是考驗對白話文的解讀能力，更不如說是比誰能正確揣摩出題者的想法。於是名為自由創作的白話文，放在考試制度上實是比文言文更需要死背。而文言文至少用字較白話文精煉，較有邏輯性及缺乏隨興的解讀空間，加上已流傳數百年，絕大多數都有所謂的共識或約定成俗。儘管我十分不認同現在的國文科教育，但在現有的考試取才制度的考量下，文言文確實比白話文更適合。

不過考試取才並非我主要想深究的，這場文白之爭的真正關鍵在於教育本質部分。試問在台灣教育體制裏，到底該期待能在國文科學到什麼？

若以考試取才為最終目的，那實在沒什麼好討論，正如前幾段所述，白話文不是不好，只是不適合有標準答案的考試制度，故文言文乃必要之惡。若以實用性作為普通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私認為重點有二：其一，基本的國學常識和聽說讀寫能力；其二，清楚的表達和論述技巧，能透過文學為媒介進行分析、思辨。

理論上基本的國學常識和聽說讀寫能力在國中左右會達一定水準，國中之後應該偏重論述、分析能力的養成。其實過往不論是國編版還是民編版國文教材，皆已收錄不少值得精讀的經典文章。

文言文如歐陽修的《縱囚論》：「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對唐太宗縱囚之事深入思考，以人性角度具體分析，議論周延，見解獨到，為翻案文章中的經典之作。

又如李斯的《諫逐客書》：「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抓住秦王欲逐鹿天下的心態，層層剖析逐客之害及用客之利，在理說理，在情說情，成功說服上位者改變用人策略。

或如韓愈的《師說》：「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針砭當代士大夫重視門第和自恃甚高的風氣，重申了師生間的關係和意義，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

白話文如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諷刺當時的中國人做什麼事都抱持因循苟且心態，內容極盡嘲諷，直指問題核心。

又如陳之藩的《謝天》：「即是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謝天並不是真的在感謝上天，而是表示對很多人的感謝。因為一個人的成功往往需要依靠眾人的協助，所以要培養功成不居的美德。

以上述幾篇來說，由於邏輯明確、條理清晰，或具醒世懾人的觀點，是屬於文言文還是白話文，真的一點都不重要，一點都不影響文章的價值。如果今天國文科全面白話文化，將《縱囚論》、《諫逐客書》、《師說》……等譯成白話文版教授亦無不可。反之若國文科全面文言文化，也該找出和《差不多先生傳》、《謝天》……等傳遞類似概念的文言文學做為替代方案。

當然了，與上述相對的自然就是部分題材可以考慮刪減，文言文如《五柳先生傳》、《木蘭詩》、《兒時記趣》……等，白話文如《錯誤》、《鳥》、《再別康橋》……等，這些確實各有各的描寫精彩之處。然而這類文章最初的出發點是抒發情懷或聊以自娛之用，站在現實生活的角度來看，實用性不是那麼高，對非文學領域的人來說已偏向僅用於應付考試。

絕非意圖否定此類文學的價值，事實上其中也有令我相當偏愛的題材。如王昌齡的《出塞》：「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氣勢雄渾，慷慨激昂，悲壯中帶點淒涼。如陸游的《釵頭鳳》：「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文字間充滿傷感、內疚和無奈，堪稱千古絕唱。只是其價值主要落於所謂的藝術性和專業性，故在普通教育中是否必要存在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留給對該文學有興趣者繼續研讀或許會較為合適。

唐宋古文八大家提倡「文以載道」，認為文章要言之有物，讓讀者有深刻的思考及反省，以矯正當時過度使用要求排偶格律的駢文，導致內容空洞缺乏實用價值的風氣。清末的維新運動亦主張「廢八股、改策論」而改革過往的科舉取才制度。

文學的價值在於文義，不在於形式；和內容有關，和文體無關。不該硬性規定文言文要比重多少，白話文要比重多少，文言文也好，白話文也罷，該取捨哪些列入教材，端看該篇文章的表達、論述技巧以及想傳遞的思想和觀念來決定，千百年前的文學家就已經知道這個道理。

昔人買櫝還珠，貽笑千載，想不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許多政治家、教育家、文學家竟仍在進行文白之爭這種捨本逐末的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