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到亡國的崇禎帝。

西元1627年，明朝天啟皇帝在捉了幾年迷藏、作了幾年木工之後駕崩了，臨終前宣布由同父異母弟：信王朱由檢，即後世所稱的崇禎帝臨危受命繼承皇位。

崇禎這位皇帝其實非常有意思，登位之時年僅十六歲，面對著危機四伏的政治局面，只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便成功清算掉權傾朝野的魏忠賢一黨，又殷切地尋求治國良策，勤於政務，事必躬親，乍看之下可說是難得勵精圖治又少年得志。

然而距離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上吊自縊，明朝正式覆亡，僅剩十七年。當然了，崇禎的個性確實有些缺陷，例如性情剛愎自用、決策反覆無常，但明朝覆亡的責任實在不能全怪罪於他，這部分有機會再作詳談。

基本上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前的最後一段時間，崇禎曾為挽救明朝江山而努力掙扎，他試圖召回明朝最精銳的部隊，當時鎮守於山海關，由吳三桂率領的數萬名關寧鐵騎來保衛北京。

客觀面分析，憑藉山海關部隊的戰力配上北京堅固的城防，的確極有可能擋住李自成的農民軍。崇禎也找了吳三桂之父吳襄來商討調動的可能性，只是問題來了，調動這批山海關部隊需要約一百萬兩白銀的軍餉。可是國庫空虛，餘額只有區區四十萬兩，遠遠低於需求，此提議因而延宕。

民間謠傳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攻破北京後，竟從崇禎的內帑抄出了三千多萬兩，內帑乃明朝皇室的私房錢機構。也就是說即使國難當頭，崇禎明明有大把銀兩卻捨不得花，為了省那一百萬兩而葬送了無法用錢估計的江山，得了個吝嗇到亡國的愚蠢昏君評價。

無可否認崇禎的節儉和吝嗇相當出名，一登位即刪減宮內伙食，將太監和宮女數量維持在最低限度，龍袍底下甚至是穿著補丁多處的粗布舊衣，立即實行國家規模的樽節政策，像是裁減開銷、免去官稅，給天下百姓營造良好形象。

不過吝嗇到覆亡前夕仍不願拿出必要的支出，顯然太不符合常理。要知道崇禎的問題主要在於個性，論智商和能力，在明朝歷代皇帝中絕對有平均以上。

回頭看所謂的內帑尚存三千多萬兩之說，乃出自於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中記載，而且最初的版本並非三千多萬兩，而是三千多萬銀錠，然後每錠五百兩，折算起來高達一百多億兩。

首先是楊士聰於北京城破後立刻投降了李自成並被封官，故此記載很可能是為了詆毀崇禎而捏造出來，就算不考慮楊士聰的政治立場，這個數據顯然不用討論就知道毫無可信度，因為歷史經濟學家評估，那年代明朝全國流通的白銀總數加起來恐怕還不到十億兩，全世界加起來也不到三十億兩，哪有可能單單崇禎的內帑就破百億呢，但後人卻只認為每錠五百兩應該是誤記，自行修改成三千多萬兩。

退一步來說，就算改成三千多萬兩，可信度仍是相當的低。明朝中期之後每年稅收約五百萬兩，直到末年為了對付農民軍和後金，加徵了遼餉、剿餉、練餉，一共合稱「三餉」，才導致稅收一路攀升至二千萬兩左右，如此沉重的財政負擔更加激化農民軍叛亂並且直接造成了明朝滅亡。

公認吝嗇且斂財出名的明神宗萬曆，在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稅務改革以及發明礦稅搜刮民間財富雙管齊下，在位長達四十八年不過讓內帑積存到七百多萬兩，以崇禎當時面臨的內憂外患，萬般不可能讓內帑的積存速度比萬曆期間快上數倍。

回到北京城破的前幾日，明朝出現了歷史上很難得的一幕，崇禎因為內帑已經盡空，不得不放下皇帝尊嚴，低聲下氣哀求權貴捐款，以湊得能調動部隊防衛北京的軍餉，可惜文武百官和皇親國戚皆不賞臉，或者裝瘋賣傻跟著喊窮。

例如太監王之心和曹化淳各自勉強捐了一萬兩，內閣首輔魏藻德竟然只捐了五百兩，其餘大多數權貴看到這樣，都是跟著用幾百兩或幾十兩敷衍了事。

面對如此窘境，崇禎只好找岳父周奎立個榜樣帶來正面效應，畢竟國難當頭，周奎不僅身為國丈，又號稱天下首富，與明朝皇室休戚與共，理論上會盡全力相救。

崇禎的正宮周皇后深明大義，希望父親能做個表率，主動從內帑中拿出五千兩給父親。沒想到周奎幹了一件令人十分不解的事：他將周皇后給他的五千兩私自扣下了二千兩，最後總計捐出一萬三千兩。是的，他從頭到尾始終堅持只肯捐一萬兩。

這部分亦是崇禎內帑耗竭的另一證據，如果當時內帑尚有三千餘萬兩，周皇后會只拿出五千兩給自已父親作象徵性捐款嗎？事實上從許多側面證據來看，崇禎不是吝嗇，是真的窮到了極點。

話說在崇禎正式號召捐款後，有位六十多歲的年邁老人，捐出了自己畢生積存的四百兩。崇禎得知這件事後，馬上封他「錦衣衛千戶」之職。歷史沒有記載到這個一日錦衣衛千戶的姓名，因為他只當了一天官，明朝就覆亡了，這位無名錦衣衛千戶應該是崇禎一生裏極少數讓他心存感激的人。

這場皇帝親自哀求權貴捐款救國的行動中，最後總計募集了約二十萬兩，和期望的一百萬兩白銀軍餉金額仍然相差甚遠。那權貴為什麼不願意捐款救國？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可能相信皇帝會缺錢，打死不信明朝財政已惡化到這種地步。

能為明朝財政狀況佐證的還有一位名叫趙士錦的人，他在北京城破前幾日奉命接管國庫。其後來在描寫自身經歷的《甲申紀事》及《北歸記》兩篇中都有提到當時國庫空虛的慘況：北京城防軍隊的軍餉只發得出三千兩，國家之貧至此！

農民軍攻破北京的四十二天後，準備轉守西安時，確實劫掠到了七千多萬兩。世人皆懷疑這些白銀是從皇宮中搜刮而來，進而認為明朝皇室還積藏了這麼多財寶，卻吝惜不肯動用。

實際上這些財富是搜刮內帑得來的嗎？至少不完全是，毛奇齡的《後鑒錄》和彭孫貽的《平寇志》都記載得非常清楚：主要是抄了北京權貴身家搜刮而來。

那些在崇禎發動募款時不願配合的明朝權貴，面對農民軍的酷刑紛紛交出了驚人的財富。相較於崇禎帝，農民軍更痛恨那些貪官汙吏，故當時北京城裏，棍杖狂飛、炮烙挑筋、挖眼割腸，到處是明朝權貴的慘嚎之聲，大順四十二天簡直使北京城成為一人間煉獄。

勉強捐了五百兩的內閣首輔魏藻德首先被捕入獄，經歷了五天五夜的拷問，被夾棍夾斷十指的威逼下交出四萬兩，太監王之心被抄出了十五萬兩，至於堅持只肯捐一萬兩的國丈周奎，禁不住嚴刑拷打，光是交出的現金就多達五十萬兩，其餘動用了幾十車才載走的奇珍異寶則難以估計。

普遍認為明末三餉的二千萬兩財政負擔是引發農民軍叛亂的根本原因，大順四十二天裏，農民軍從北京權貴身上抄出了七千萬兩，足以讓明朝覆亡三次還有剩。若那些權貴當初願意響應崇禎提出的捐款救國，很可能不必受此折磨。

毛奇齡在《後鑒錄》中記載：農民軍所得的七千萬兩，公侯占了十分之三，宦官占了十分之四，宮眷占了十分之二，商賈占了十分之一。內帑金銀器具和鼎耳門環鈿絲裝嵌處，即使剔剝殆遍，也不及十萬之數。

彭孫貽在《平寇志》中記載：農民軍搜刮到的財富，大約侯門占了十分之三，宦寺占了十分之三，百官占了十之二，商賈占了十之二，總共七千萬兩，至於內帑早已如洗。

以上兩則記載或許在統計比例上存在些許差異，可是都明確指出明朝皇室和崇禎內帑真的沒錢。農民軍之所以宣稱財富是從內帑搜得，一來是想掩飾自己使用酷刑抄家的惡名，二來是想讓不知情的人更怨恨朝廷。

據史料記載，李自成仔細搜查崇禎屍體和皇宮臥房後，發現除了外披的那件龍袍外全都是粗布舊衣，其穿著比自己這位農民軍首領還糟糕，對此甚感震驚。

考慮到崇禎的個性，他很難成為有道明君，然而在他一上任後立即要面對的是一個無以復加的爛攤子，他甚至把皇宮內的金銀器皿都當掉了拿去充作軍餉，一個皇帝當得如此窩囊寒酸也真是可悲。說句直白的，崇禎無疑就是窮到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