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明君不少，庸君卻更多，最基本的就是許多開國皇帝和末代皇帝分別隸屬前後者。能夠將一朝代從谷底拯救起來，也就是具所謂的「中興之能」的皇帝就相對少見了。
較為人知的中興之舉中，最著名為夏朝的「少康中興」，或是東漢的「光武中興」；其次是明朝的「萬曆中興」，清朝的「同治中興」雖較冷僻，不過仍勉強能算上一筆。
明神宗朱翊鈞為明朝的第十四任皇帝，年號萬曆，在明穆宗駕崩後以年僅九歲之姿登基。總共在位四十八年，是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因為他在位時間實在很長，所以對後世的影響也嚴重之至，歷史學界甚至有「明之亡，實亡於萬曆。」這般近乎共識的說法。
對後世造成如此重大危害的庸君，明神宗既不前無古人，也非後無來者，若只看其後半生的所作所為，冠上庸君之名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如果將其前半生也納入參考，則會發現似乎出現不少的討論空間，甚至有點前後半生疑似是不同人的感覺。
明神宗的確留下了「萬曆怠政」，即三十年不上朝的奇蹟，晚年的「萬曆三大征」也徹底將國力耗損至底，這些都是毫無翻案空間的事實，不過可別忘了其亦創造過「萬曆中興」的盛況，成功重新整頓明朝中葉後留下的殘破國象。
後世評價最接近明神宗的皇帝有兩位，分別是唐朝的唐玄宗和清朝的清高宗乾隆，這兩位在位期間也各是其朝代由盛入衰的轉捩點，可是實際上他們並沒有如明神宗那般先締造過中興之舉，頂多只能說和明神宗後半生很接近。能在任內同時發生「中興」和「怠政」，中國歷史上還真是無人能出明神宗之右，明神宗，果然神得很。
就我個人而言，明朝是我相當不喜歡的一段歷史，如同文章開頭所述，中國歷史上的庸君很多，明朝又幾乎可說是一專出庸君的朝代。庸君多這點也就罷了，明朝還有令人極為作嘔的士大夫文化，將其稱之為「腐儒文化」一點都不為過。於是庸君和腐儒間產生惡性循環，出現些名留歷史的官場奇象。
產生這種病態文化的原因說起來也沒什麼，一來是明朝選擇使用皇權獨大的內閣體制，二來是中國士大夫那名為道德倫理，實為虛榮偽善的風氣在此時達到了巔峰，好巧不巧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在明代，兩者相輔相成下造就了如此特殊的君臣關係。
在皇權部分，明朝自初年的胡惟庸案後不再設立宰相，明太祖朱元璋的本意是要集中皇權，加強獨裁體制。明朝在名義上的確是中國歷史皇權屬一屬二集中的政權，然而名義歸名義，現實狀況的演變恰恰相反。明朝後代皇帝不僅無法獨裁，反而不斷將權力向外分發給如首輔、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等單位。
原因在於龐雜的朝廷政務實非皇帝一人可以處理，他們只能選擇招攬些親信部屬來分擔工作，後來甚至演變成由親信部屬全權處理，皇帝聽完匯報後再做最後定奪。久而久之下，那些親信部屬在實際意義上和過往朝代的內閣殊無二致，皇帝漸成了畫押蓋璽的橡皮圖章。
偏偏那些親信部屬在名義上沒有實權，他們的權力完全來自於皇帝的默許，說穿了只不過是個影子內閣。皇帝為了防止這些影子內閣的權力過度膨脹、進而威脅皇權，不得不每隔一段時間便成立新單位以淘汰舊單位，確保真正的權力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士大夫文化部分，由於明朝的社會發展差不多走到封建制度的盡頭，世俗風氣和生活資源具備相當水平。科技文明發展至明朝，過往漢人政權的樣本數已經夠多，從夏周秦漢到魏晉唐宋，每一朝代從興榮步入衰敗的過程被歷史記載得清清楚楚，一言一蔽之：君子蒙塵，小人當道。
故明朝的士大夫個個滿腔熱血，無一不重視對前朝的反思和檢討，人人皆以中興名臣自命，不願淪為秦檜、楊國忠之流遭後世唾棄，同時以高道德枷鎖看待官場，對皇帝的勸諫、批判毫不客氣，幾可說是抱著「死諫」的態度面對皇帝。
試問政治真的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嗎？避開前朝的所有缺點就會是一完美無缺的官僚體制？當然不是。君臣一盤棋，雙方該搏的應是和棋而非爭個輸贏，魏徵之所以為魏徵，那是因為他遇到了唐太宗，要是魏徵生在宋真宗時代，不過就是寇準第二。
這種為人臣子卻極其強勢，甚至有點反客為主的作風，一般人都不太能接受了，何況是擁有當世最高權力的皇帝。或許有些人會感到疑惑，既然明朝皇帝的權力如此之大，只要將看不順眼的朝臣一個個都罷官抄家不就解決了？
很遺憾的是沒辦法這麼作，真的沒辦法。這點有別於許多人的認知，中國朝代的皇權確實極大，滿足私慾綽綽有餘，但遭遇許多狀況時依然相當無力。因為這種腐儒文化在當代不論朝野都是主流風氣，乃顯學中的顯學。明朝皇帝面對的不是少數幾人，而是滿朝文武百官皆如此。
今天砍了一百位腐儒，明天不過是再換上另外一百位腐儒。以死諫換得自以為的名留青史，對他們來說更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反而稱了他們的意。
也就是說在先天上，明朝皇帝為了確保皇權的穩定性，本身就已經十分不信任部屬了。在後天上，又遇到了史無所見的滿朝腐儒。於是明朝的官場形成一種名義為君臣，實務為同僚，背地裡視彼此為仇人的病態關係。
關於明朝庸君和腐儒的病態君臣關係，可以再看明朝最後一任皇帝：明思宗崇禎的例子。崇禎的個性固然有些缺陷，但明朝覆亡的責任實在不能全怪罪他。崇禎於北京城破後，在媒山自縊時的臨終遺言提到：「朕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文臣人人可殺。」
姑且不論崇禎和其朝臣部屬究竟誰是誰非，至少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在崇禎的認知中，這些朝臣是如此令他深惡痛絕。由此可見明朝的君臣關係有多麼緊繃，又激化到何等程度了。
若要談張居正，免不了要提到和他牽扯甚深的明神宗；談到明神宗亦不免先概述明朝的君臣互動。而明神宗和張居正的關係，其實正是明朝庸君和腐儒間那病態官僚體制的最佳寫照。
張居正，字叔大，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十六歲即高中舉人。萬曆初年升為吏部尚書、大學士，兼內閣首輔。在其任內推行「一條鞭法」與「考成法」，短短幾年便成功大幅改革賦稅與官吏升遷制度，「萬曆中興」的真正主導人。
這一切卻在萬曆十年畫上句點。萬曆十年，張居正病卒；萬曆十七年，明神宗最後一次上朝，之後長達三十年不出宮門。或者可以這麼說，明神宗從「中興」到「怠政」的轉變，張居正的病逝是個重要的觸發點。
如果看明神宗對張居正離世後的處置，會對明神宗的想法更明瞭。萬曆十一年，明神宗親自下令對張府抄家，張家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離開而被困於張府，活活餓死十七人，其中包含三名嬰兒。最後以家族剩餘子嗣全部充軍，其母也於隔年逝世收場。
如此功臣落得如此下場著實不勝唏噓，不過若考量到上述所提過的明朝君臣關係的話，似乎不難找到理由，簡言之，明神宗對張居正的厭惡，甚至是仇恨，遠超過我們的想像，尤其張居正對待明神宗的態度正是標準的腐儒文化。
萬曆七年，明神宗因與宦官張鯨夜遊時行為不檢，遭到太后訓斥，張居正居然直接為皇帝寫了罪己詔。又一次明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竟當場厲聲糾正，嚇得明神宗驚惶失措，在朝的大臣無不大驚。光是有被記載下來的事跡就令明神宗如此難堪，可以想見明神宗在面對張居正時會多麼戰戰兢兢。
有一點必須先強調，即使張居正行事作風有所爭議，也絲毫不影響其行政能力所獲得的高評價。一條鞭法的成功絕非僥倖，更非僅靠政治力就能推動改革，況且平心而論，張居正比起明朝其他腐儒，已經算是相對較「言行一致」了。
張居正的行政能力沒話說，政治手腕則更是高超，早在明穆宗在位期間，張居正與朝廷中許多宦官和權臣都有密切關係，是當時少數能與兩大重臣嚴嵩與徐階都能保持良好來往的官員之一。
明神宗登位之時因尚處年幼，故由太后代為聽政。張居正靠著和太監馮保聯手及太后的支持下罷黜了另一權臣高拱，自此當代軍政大事皆由張居正主持裁決，獨握大權直至逝世。
我認同政治上無可避免有模糊地帶和必要之惡的存在，可是無論如何，張居正的某些行為確實不是那麼行得正、站得直。站在明神宗的角度看來，那些爭議事跡想必格外刺眼，這麼一位以高道德標準要求他人，且宛如「嚴父」般肅厲教誡自己的張居正，原來骨子裡也不過是位把持朝政、熱衷權勢的弄臣。
張府抄家時共被抄出約十萬兩銀子，坦白說這對曾擔當「首輔」之位的張居正來說，十萬兩真的可說是區區之數，和前朝大貪官嚴嵩相比根本九牛一毛。張居正真要貪，絕不會只有十萬兩。
明神宗又不是笨蛋，不可能不知道這點道理，但他還是下詔抄了張府，甚至追奪了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問題來了，明神宗為什麼要這麼做？
事實上在張居正病卒，明神宗總算可以親自處理朝政後，他仍持續勵精圖治，虛心納諫。從萬曆十年到萬曆十七年，明神宗大抵維持著中興之勢，概括而言，明神宗在位的前十五年，足以稱之一代賢君。後來之所以變成萬曆怠政，目前主流觀點認為是由於國本之爭，明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自己愛子朱常洵為儲君，因而以這種方式向朝臣們示威、抗議。
將三十年不上朝僅歸咎於國本之爭，這實在太過低估明神宗的器量了。國本之爭或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導火線應是在張居正主政期間就已埋入。
我認為這兩件事本質上其實是同個問題，背後原因如同前面所講過的，明神宗對張居正和其餘群臣的厭惡，甚至是仇恨，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抄張府和國本之爭只是個藉口，明神宗會走到今天這步，數年內出現如此劇烈轉變，他真正想抗議、想改變的是那病態的腐儒文化。
張居正的運氣不太好，很不幸地遇上了明神宗，招致了死後抄家的命運；明神宗的運氣同樣也不太好，他本能成為有所作為之君，可惜共事的群臣乃明朝腐儒，縱使皇帝的權力再大，還是有他無法改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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